制度监管和个人责任的碰撞——2023年医院院长或科室主任被查
医疗腐败不仅是医疗领域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这是权力、金钱、道德的交织，是制度、监管、个人责任的碰撞。
文字| 王小馨颖赵天宇凌馨
编辑| 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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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23年8月以来，几乎每天都有医院院长或科室主任被调查的报道，出现在纪委官方通报中。
8月14日，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原党委副书记、院长张云强、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党委书记杜鹏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 12月11日，商丘医学院党委委员、柘城县人民医院院长颜文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审查和调查； 10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人民医院原院长王群接受审查调查。
随着巡视组进驻全国各地医院，为期一年的全国医疗领域腐败集中整治拉开帷幕。 这次反腐不仅针对企业和医院之间的灰色利益转移，还顺藤摸瓜。 医院、企业、行业协会的交汇——学术推介会、科室宣讲会等也成为焦点。
据《财经》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十个省份向全社会公布了相关举报电话和邮箱地址。 仅陕西省，当地纪检监察员微信显示，截至8月初，共收到专项整治问题线索2521条，解决案件2371件，处理937人，移交线索47条。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医药反腐风暴下，医药企业实际控制人相继被查，导致股价下跌。
2023年7月3日，领先的医疗健康信息化企业惠灵健康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周伟因涉嫌受贿被立案调查并被留置。 当日该公司股价跌停。 7月31日，抗血清、抗毒素领域的生物制药公司赛轮生物披露，该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长范志和因涉嫌职务犯罪被刑事拘留并接受调查。 当日股价下跌11.53%。
中国有超过400万名医生、超过100万个医疗卫生机构、近8000家医药企业和数百万医药代表。 当反腐败的锤子落下，大家开始寻求“精准”的合规红线。 在哪里？
1号
系统性反腐败
今年为何加大力度？
全国医疗领域反腐败工作刚一启动，通知就越来越多，“原定8月份的会议因故推迟，具体时间另行通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这可能会导致你。” 直接清空了医护人员繁忙的行程。
草蛇灰线。 早在对77家药企的审计中，医药领域乱象就有整治迹象。 2019年6月，财政部与医保局首次合作，掀起医药行业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审计风暴，涉及77家医药企业。 重点是制药公司账目的“灰色地带”。
到2023年5月号角吹响之际，国家卫健委会同14个部委将印发《关于2023年纠正药品购销和医疗服务领域不正之风要点的通知》。 7月，国家卫健委将联合教育部、公安部、审计署等九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这场医药领域的反腐运动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
此前，曾有9个部门纠正药品购销、医疗服务领域不正之风。 此次，卫健委牵头14个部门，新增审计、财政、国资委。 截至7月28日，纪检监察机构联合提出，提出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的系统治理，紧盯领导干部和关键人员，坚持行贿受贿并举查处，集中查处一批医疗领域腐败案件。
至此，医疗领域的反腐风暴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今年中央多部委联合行动，针对性强，突出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关键少数人，目的是完善新时代整顿工作体系，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 ——腐败与诚信。这不是医药行业的一场暂时的风暴，袭击了大面积。”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国家卫健委医疗领域反腐败专家郑学谦在7月29日举行的健康战略传播年会上表示。
继对77家药企进行审计之后，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节奏，但很快2021年的医疗反腐败工作将重点集中在疫苗、核酸检测、骗取医保基金等方面； 2022年，围绕新冠疫情防控，严厉打击假冒伪劣防护用品、假冒伪劣药品以及药品销售领域非法利润链等违法犯罪活动。
到2023年，提出建立商务风格体系，这是进一步升级。 郑学谦表示，特点是“一是管人、管关键岗位、管少数人；二是管事、上下游、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这是一种高压和零容忍的情况。”
为什么要集中在关键岗位和少数人身上？ 2013年至2022年2900余起医药领域贿赂案件刑事判决显示，决策过程中的贿赂占40%，医疗器械使用中的贿赂近36%，采购环节占10%。
从重点科室来看，行政科室占49%，临床科室占17%，医技科室占11%，后勤系统占13%。 到30%，代表占11%，中层干部占40.57%。
据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报道，截至8月14日，2023年全国至少有178名医院院长、秘书已被调查。
2号
学术活动模糊
医生陷入灰色地带
8月8日，上海市发布通知，直接对“捐赠”、学术活动、举办或参加会议、非法输送利益提供平台、违规接受捐赠资助等问题提出关注。
事实上，早在7月底，多地医院就陆续下发相关文件，加强医疗反腐败自查。
部分医院要求医生主动取消2018年至2023年5月期间收到的不合理报酬，如讲课费、培训费、研讨会费等。 这些费用首当其冲，因为它们过去一直被制药公司和医生打着“福利交付”的幌子。
医药行业学术会议上一次大震动是在2014年。
当年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对中华医学会的审计报告，其中提到中华医学会一年内召开学术会议160次，赚取商业收入8.2亿元。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表示，已责成中华医学会严格按照加强管理的要求进行整改，按照审计提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完善相关措施并严格执行办公室。
“接下来的一年，学术会议冷冷清清。” 在一位药企销售人员看来，2023年也有类似迹象。
“这次针对学术会议的反腐败运动是基于过去发现的问题。” 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伟向《财经》分析。 第一，学术活动没有实质性内容； 各种活动和“讲座”的费用与药品销售挂钩； 三是企业赞助并主导会议内容，没有围绕企业产品推广进行不同角度的学术讨论。
此前的一次学术会议可能存在不少不合规行为，比如夸大会议天数、以召开会议为名变相提供出差机会等。现在，“有药企提醒代理商注意合规”。如果真的发现问题，这只能减轻公司的责任，并不是说公司可以逃避责任。” 上述药企销售人员表示，为了避免出现额外问题，有的企业干脆给部分员工放假旅游。
尽管各地没有明确禁止举办医学学术推广活动的通知，但当地监管部门一位官员直言，“现在大家都在避风头”。
即使是真正的学术会议，在中国也存在模糊性。 例如，专家要支付多少讲座费才能避免卷入利益输送？
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收费管理办法》，具有副高级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每学时不超过500元，高级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每学时不超过1000元，院士和国家知名专家专家每课时一般不超过1500元。 以上均为税后费用。
对于行业协会组织的学术会议，民政部规定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厅级人员每天1500-2400元，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及以下900-1500元每天司级。
如果是民营企业举办的会议，支付意愿理论上是“不封顶”的，但也受到同行业市场价格的影响。 不过，一位医药业内人士坦言，“现在公司只要支付医生的讲课费和人工费，就很难解释了。” 对此，中小药企比较担心，有的正在紧急寻找专家来为公司做这件事。 合规培训。
8月15日，国家卫健委表示，要大力支持、积极鼓励规范化学术会议和正常医疗活动。 北京一家三级医院的医生告诉《财经》记者，他参加学术会议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据《财经》报道，2019年对77家药企进行审核后，不少大型药企重新构建了完整的合规体系，但前几年执行水平可能还不够好。 真的要注意。
3号
销售成本太高
制药企业最终将遭受损失
反腐影响的背后是医药行业的销售费用。
《财经》以488家A股医药企业为样本，观察到2022年，这些企业将花费3523亿元的销售费用。 也就是说，每家A股药企平均每年的销售成本约为7.2亿元。
医药企业的销售费用，包括营销费用、商务招待费用、差旅交通费用等。其中，企业学术推介会的费用包括医院科室推介会费、医生拜访费、产品研究费等。 ， 被包含在内。
销售费用被视为药品价格“虚高”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2019年，对77家医药企业账务进行了排查，主要针对账务真实性，涉及药品采购、生产、推广、销售，交易是否真实合法等问题。 其中，销售费用的核实是重中之重。
今年整顿，销售费用从源头上得到遏制。 8月1日，《财经》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最新的《上交所发行上市审核动态》（2023年第4期）显示，上交所围绕“医疗IPO公司开展发售”向中介机构提出四大担忧促销活动》要点：一是各类促销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 二、各项促销活动涉及的各项费用的真实性、完整性； 第三，与各项促销活动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 第四，交易商、促销服务商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的关系及交易的公平性。
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有类似举措。 老牌药企力捷讯药业冲击IPO过程中，由于推广服务费整体金额较大，2019年将超过2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58.57%，2021年为42.06% . 详细询问十个问题。
深交所要求医药公司说明会议服务、调研服务、信息收集、参观推介四类推广服务的金额和比例，以及是否存在向合作方转移利益的情况或者合伙人向其他方转让利益； 同时，对主要促销服务商的经营合规情况进行说明，“是否存在违规促销、商业贿赂、虚开增值税发票等情况”。
利捷讯药业对此予以否认。 但7月23日，创业板IPO撤回申请仍提交，目前审核已终止。
另一家中药企业陕西汉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也因营销费用比例过高而被监管机构要求说明是否与发起人存在关系。 该公司也予以否认，但于7月17日撤回了上交所主板IPO申请材料。
国内药企长期饱受销售成本高企之苦。 A股医药公司中，去年销售费用超过10亿元的公司有92家，这意味着A股每6家医药公司中，至少有1家年销售费用超过10亿元。
销售费用的意义在于撬动更多的收入。 这些药企中，有3家公司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超过100%，均为A股科创板创新型药企。
这三家公司为商业化做准备所花费的销售费用直接超过了年收入，且比例不具代表性。 剔除后，A股医药企业中，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为22.2%。 营业收入占比超过50%的企业有近40家。
光裕园的销售费用占收入比例最高，2021年达到峰值91.6%，2022年达到85.8%。
紧随光裕源之后的是伟明药业和灵康药业，销售费用占收入的80%以上。 在2022年年报中，灵康药业选取了5家同行业上市公司进行比较。 这些公司的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不超过60%。 灵康药业的解释是，为应对药品集中采购招标模式下对市场的影响，公司采取积极的营销政策，加大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加强宣传力度。非集中采购产品营销力度加大，重点推动各类医院发展。
《财经》选取了纺织服装、食品饮料、汽车、建材、基础化工等行业，也取了市值排名前十的龙头企业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 对比发现，仍以医药行业最高。
一位上市医药流通企业的工作人员在2019年药企会计审计中向《财经》记者表示，“账目不完善，药企会受到惩罚；但如果没有返利，销售额减少，那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了。”对于制药公司来说。”
高昂的销售成本不仅削弱了企业的利润，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我国保健品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很多上市药企的销售费用占比逐年上升，原因之一就是这些钱无法按照原来的渠道支付，只能计入公司的销售费用。” 智通振业税务所主任李继友曾对《财经》进行分析。
交银国际在行业研究报告中分析称，短期来看，本轮反腐会对部分不合规企业进行打击和清理，但对合规更为严格的龙头医药、机械企业影响较大将受到限制。 从长远来看，这将进一步扭转医药行业重销售轻学术的现状，减少不合理竞争，促进真正创新的产品脱颖而出，有利于创新药物和创新器械产业的健康发展。
当反腐行动制止了企业的不当行为时，“当大家都做不了促销的时候，集中采购中选择的产品和信誉好的产品的销量就有机会稳步上升。” 上述国内药企销售人员表示，当然，这也受到了前期客户群维护的影响。
4号
从根源上斩断医疗腐败的利益链条
国内某药企政务部今年没有开展任何活动。 一位外资药企员工表示，这次反腐的影响将持续一两年。 “我们会更加谨慎，但现在顾客不可能出来了。”
医学界正在等待最新一轮反腐后公布的最新病例，以厘清模糊地带的“红线”。
例如，企业赞助医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什么算正常捐赠，什么与利益相关，什么是收回扣的规定，什么是道德层面应该提倡的等等，都需要严格注意区分界限。
可以明确的是，企业参与的医疗专业学术交流是医疗服务创新和提升不可或缺的环节，学术交流活动也是医学界了解最新诊疗技术的途径和手段。 于伟表示，无论是药物研发前期，还是创新药物上市后的实际使用，都需要药企、医生、医院之间及时沟通。
在一般学术会议中，制药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与会议和参会专家并无具体关系。 例如，一些协会的普通法人会员每年的会员费为数千元。 加入协会后，可以参加协会举办的会议、展览、培训等信息交流活动。 活动是协会向会员单位提供服务，从而促进行业发展的方式。
中国国际旅行卫生协会医疗物资与医疗合作分会秘书长陈红艳担心，“越来越多的在职专家学者亲自参与学会、协会的日常工作，可能会分散精力” ，还有企业支付赞助费，很难说清楚目的是什么。”
8月7日，中宣部、中央网信办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论坛活动规范管理的通知》，强调一方面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论坛活动规则； 鼓励和支持法律与合规论坛活动。
医药反腐暴露了一些“权力寻租者”。 与此同时，超过400万中国医生的收入能在阳光下分享多少也成为讨论的焦点。
由于培训周期长、技术难度高、工作强度大、精神负担重，且对医生的需求大于供给，各国将医生定为高技能、高收入职业。 如果你想获得中国医生的最高专业职称——主任医师，晋升最快的医生，毕业后至少要工作八年。 越是顶级医院，晋升就越困难。
《财经》对多地公立医院医生收入进行调查，发现不同地区、不同科室导致国内医生收入存在差异。 作为心内科主治医师，底薪+绩效工资5000多元。
从多家医院的调查来看，如果只谈阳光收入，国内医生的薪资并没有外界预期的那么高。 即使在医生工资较高的京沪地区，大多数医生的收入也很难算高薪。
多位跳出体制的医生告诉《财经》记者，离开公立医院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在阳光下赚到高薪。
业内的共识是，公立医院医生薪酬改革刻不容缓，尤其是35-45岁的医生，他们是中国医疗行业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在持续不断的医学反腐败斗争中，一些医学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时常深陷其中。 在处罚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我们也该思考如何从根源上斩断医疗腐败的利益链条。
从源头来看，郑学谦分析，首先是社会层面，存在政策带来的问题，如医院运行机制、财政补贴不足、投入不足等。 医院要维持正常运转，就得赚钱，所以才有医院。 他们铤而走险，采取诈骗保险等手段； 其次，由于市场因素的影响，企业想要追求利润，希望销量逐年增加，因此在销售费用上投入较多。 此外，还存在医院管理不到位、个人信仰缺失、医院内部监督管理体系不够完善等因素。
近年来，公立医院亏损是客观存在的。 国家卫健委公报显示，2020年全国20个省份医疗盈余为负值。 2508家三级公立医院中，43.5%将出现亏损，医院资产负债率为44.09%。 % 的医院亏损。
许多公立医院政府财政投入不足10%。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雷东柱年初表示，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每年政府拨款基本为23万元，仅占总支出的0.74%。
在这套“自负盈亏”的规则下，公立医院承受着很大的运营压力，医院将创收指标和压力分解到各个科室，甚至个体医生身上。
郑学谦建议，明确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运行机制和运营融资方式。 即让公立医院、非营利性医院的公益性服务名副其实，营利性医院加强市场化、规范化管理，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7月24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合印发《2023年下半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明确了六大重点为下一阶段深化医改提供依据。
“公立医院改革是重中之重。” 一位接近国家卫健委的人士向《财经》介绍。 其中，围绕“深化公益性公立医院改革”，此次政策解读提到了四项安排。
在资金来源方面，一是落实政府投资责任，夯实公益基础； 二是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和规范管理。 从公立医院内部分配机制来看，一是包括人员薪酬制度的改革，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二是强化公益性绩效考核。
“这是机构改革后医改重点要素主管部门联合印发的新做法，是持续稳妥深入推进医改协同发展改革治理的体现。 ‘三药’。” 当地卫健委一位人士分析道。
医疗腐败不仅是医疗领域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这是权力、金钱、道德的交织，是制度、监管、个人责任的碰撞。 在教育文化多个层面进行深入反思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