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行为

政治行为，是关于政治生活的各种活动。主要指可见的政治行为，如竞选、抗议、罢工、战争等。政治行为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当人们与政治环境发生关系，介入社会的政治生活时，他们的所作所为便是政治行为。抽象地说，政治行为就是政治人与政治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政治环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政治行为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社会出现阶级现象以后产生的，也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失。政治行为除了人类行为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阶级性和法律性两个基本特征。在阶级社会中，人们总是隶属于一定的阶级，其所作所为或多或少要打上阶级的烙印。政治活动最集中地反映了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在人的政治行为中阶级的烙印最为深刻而明显，也最具代表性。政治活动事关阶级和国家的重大利益，所以人的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严格的约束。任何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对人们的政治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　　自从政治科学发生行为主义革命后，政治行为一度成为政治分析的出发点和核心内容。政治行为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行为主义政治学认为，政治行为除了可见的政治活动外，还包括不可见的政治反应，如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在政治行为主义者的倡导下，政治行为研究方法曾风靡于当代西方政治学界。在当代政治科学中，政治行为与政治制度、政治理论、行政管理和国际政治等并列为政治研究的五大基本领域。因此，政治行为也常被西方政治学家当作政治行为分析方法的同义语。　

政治行为分类

　　从分析的角度看，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政治行为分为以下几类：　　1.显性政治行为（可见的政治行为）和隐性政治行为（无法直接看到的政治行为）；　　2.理性政治行为（根据逻辑推理而作出的政治选择）和非理性政治行为(基于直觉的政治选择)；　　3.自觉的政治行为（有意识的政治行为）和自发的政治行为（潜意识的政治反应）；　　4.个人的政治行为（个别政治行为者的活动）和集体的政治行为（集体参与的政治行为）；　　5.合法的政治行为（国家法律许可的政治行为）和非法的政治行为（国家法律禁止的政治活动）；　　6.直接的政治行为（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而对环境刺激作出的政治反应）和间接的政治行为（经过中间媒介而对政治环境的刺激作出的反应）；　　7.民间的政治行为(主题为民众的政治行为)和官方的政治行为（行为主体为政府）；　　8.自愿的政治行为（人们心甘情愿的政治行动）和强制性的政治行为（在强迫条件下作出的政治选择）；　　9.象征性或符号性政治行为（行为的主要意义不在该行为本身）和直观性政治行为（行为的主要意义在该行为本身）；　　10.国内的政治行为（行为的影响局限于国家内部）和国际的政治行为(行为的影响超越国界而波及他国)。　　从主题内容看，政治行为主要有选举行为、立法行为、司法行为、管理行为、革命行为、改良行为、战争行为、阶级行为、政党行为、组织行为、社会行为等。这些政治行为的主题内容相应地构成了政治行为研究的主要领域。

政治行为主义

    　　政治行为主义是在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学领域最为流行的一种学术思潮。它从一定侧面体现了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政治学现今的研究成果。作为一种学术思潮，政治行为主义发展到现在，已大体经历了萌芽、形成和盛行三个时期，并正在经历演化的时期。　　本世纪初至20年代，是政治行为主义的萌芽期。在这一时期，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对当时的政治学研究状况产生了不满情绪，对传统的政治学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着手试图开辟政治学研究的新途径，从而催生了政治行为主义。如果对政治行为主义追本溯源的话，人们总会首先提及英国学者沃拉斯和美国学者本特莱，把他们作为政治行为主义的先驱者。1908年沃拉斯在其所著的《政治中的人性》中对传统的政治学家表示强烈的不满，他批评说:“几乎所有研究政治的学者都在分析政治制度而避免对人的分析。”与此相对应，同年本特莱在其所著的《政府的过程》中也抨击当时的政治学是一种死的政治学，只对政府机构的最表面特征作形式的研究。在对当时政治学的形式主义和法制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这两位学者决心通过“一番彻底的整肃”，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于是，他们尝试着通过分析人的行为来解释政治现象。　　沃拉斯主张把人性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当作是理解政治的关键；本特莱则主张把人的行为和功能关系看成是政治过程的实质。然而这些主张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广泛影响，直到20年代其重要价值才被发现。　　20年代至50年代，是政治行为主义的形成期。在这一时期，一些学者继续对传统的政治学展开批评，尝试运用多学科方法进行政治研究。在他们的努力下，政治行为主义终于脱颖而出，成为政治学的一个流派。美国学者梅里安及以他为首的芝加哥学派在政治行为主义的形式过程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1921年梅里安发表《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极力主张采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和生物学的方法与成果来从事政治学研究。1925年梅里安在其代表作《政治学的新特征》中对他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在倡导“新政治科学”运动同时，梅里安将芝加哥大学的一些同事和学生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组成了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诞生标志着政治学中行为主义流派的形成。正是在梅里安及芝加哥学派和其他一些政治学者，如卡特林、莫若等的努力下，政治行为主义逐步得到了发展。不过在50年代，传统的研究方法仍占据着政治学的统治地位，政治行为主义仍未能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　　50年代至70年代，是政治行为主义的盛行期。在这一时期，政治行为主义走向高潮，迅速占据了美国政治学的领导地位，成为美国政治学研究中最为流行的学术思潮。在这一时期，政治行为主义的盛行具有多方面的表现:出现了一大批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因此难以历数政治行为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出版了种类繁多的以行为主义方法研究政治问题的大部头著作，内容涉及政治研究几乎所有的领域；形成了政治行为主义的各个不同的学派，各学派都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架构，同时彼此之间也建立了共同的理论信条；行为主义的术语、准则、方法成为政治学研究中最常见的典范；行为主义的各种政治理论成为美国各大学政治系最主要的教学内容；行为主义者在政治学的各种学术组织中常取得领导的职位。　　随着政治行为主义的发展，它自身固有的缺陷开始暴露出来，由此决定了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的演化。70年代以来，是政治行为主义的演化期。严格地说，政治行为主义自产生以来，一直就不断地在演化。只是由于70年代以来政治行为主义的演化最为剧烈，因此特将其称为政治行为主义的演化期。1968年，时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的伊斯顿在学会的年会上作了《政治科学的新革命》的著名演说。他指出:“目前美国的政治学中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前一场革命———行为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被我们这个时代日益增长的社会政治危机所取代，而新革命正在发生，我们把这个新的挑战称之为后行为主义革命。”这一演说在美国政治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此之后，行为主义便演化为70年代以来的后行为主义。　　后行为主义与行为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并不反对科学化的政治研究，也不反对研究人们的实际政治行为，主要是不满意行为主义脱离实际、价值中立和过份偏重形式和方法，而主张政治学要政治化，使政治学的研究和探索能为政治制度的需要服务。它并不否定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只是对行为主义的某些缺陷进行修正。这种修正主要在研究对象和目的上而不在方法上，充其量不过是政治行为主义的自我改良和自我完善，并没有超出政治行为主义的界限。所以后行为主义无疑应包括在政治行为主义里面，构成政治行为主义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